当代青少年是网络的“原住民”，是接触和使用网络新媒介最多的群体，也更容易受到网络负面内容的影响，导致在形成正确人生观过程中产生曲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也提出，要强化网上思想引领，把互联网作为开展青年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在青年群体中广泛开展网络素养教育，引导青年科学、依法、文明、理性用网。我国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在学校和家庭中的开展依然不足，也尚未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亟需社会多方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本期摘编“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研究若干篇，供阅读参考。

 一、网络媒介素养的内涵与构成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网络素养除了指用户正确并有效使用网络的能力之外，还包含网络媒介的认知、信息识别、网络安全、网络道德、网络技术应用、网络参与、协作和利用网络促进自我发展等。对青少年进行网络素养教育的价值语境和现实路径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处于数字环境中的青少年摆脱了现实社会的群体生活，进入虚拟的网络空间，需要重新思考“网络”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青少年网络素养更重要的是对其网络道德层面以及使用网络的相关技能层面的培养。

（摘编自：钱婷婷、张艳萍，《青少年网络素养：概念演进、指标构建与培育路径》，载于《上海教育科研》，2018年第7期）

 

网络素养作为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指标，是指人们依据当前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网络上获取特定的信息并加以处理、评估、利用、创造以协助个体解决相关问题和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能力。在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谣言和政治博弈的社交网络中，政治信息传播开放多元、虚实相伴、真假不分、良莠不齐，青少年的政治观念、意识和人格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辨识力、理性判断力和批判意识，他们极易受到负面信息的波及。因此，提升其网络素养就显得十分重要。

（摘编自：杨晓强、廖俊清，《社交媒体背景下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范式转换与策略选择》，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4期）

 

大学生的网络素养构成应包括：（1）高度的网络安全意识是核心。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个人信息安全意识、网络技术安全意识等内容，涉及到大学生网络学习、网络社交、网络购物、网络娱乐等方面。（2）较强的网络技术水平是基础。（3）严格的守法自律习惯是关键。（4）高尚的网络道德情操是根本。（5）引领大家共同参与网络建设的能力是保障。在网络世界中，存在比较显著的“从众跟随”现象，即网络信息评论、关注中的大部分人是受他人的影响。此外，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是主流。为此，作为大学生网民有必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在网络中引导师生甚至全体网民共同参与，汇集起强大的合力，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环境。

（摘编自：叶定剑，《当代大学生网络素养核心构成及教育路径探究》，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二、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及困境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仍处于萌芽阶段。一批高校虽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较少有专门制定配套培养方案的媒介素养教研室；而在中小学，只有少数一些与科研院所有合作科研项目的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学阶段教育中占据主导的应试教育理念，以及高等教育阶段应对就业压力的职业培训理念，阻碍了国内学校媒介素养相关课程的开设。

（摘编自：吴赟、潘一棵，《困境与出路：媒介素养教育的多维理论反思》，载于《中国编辑》，2020年第1期）

 

（1）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处在分散的“边缘状态”。国内除了有传媒专业背景的人士外，真正深入了解这个领域的人甚少，学校乃至有关部门对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重视。（2）教师队伍媒介素养的总体缺失。很多学校并没有把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当作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不仅没有相应的课程安排，师资同样缺乏。（3）家庭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忽视与无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家长群体自身的媒介素养缺乏。（4）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受制于互联网企业的自律与监管。如在媒介信息发布审核机制的相对缺失、软件下载的“分级管理”形同虚设等。

（摘编自：赵玉平，《基础教育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略议》，载于《上海教育科研》，2020年第3期）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外经验

目前，国外学校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包括三种形式：（1）独立式课程。英国是较早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之一，其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已经相当成熟。其是专门为14~16岁学生开设“媒介研究”的专门课程。实施方式主要以学生讨论为主。包括课堂活动小组讨论、全班讨论、角色扮演和模仿、内容分析、写作和媒介制作等。（2）融入式课程。大多数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还是以融合式课程为主，使学生通过日常的学习，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了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多以融入课程的方式被纳入到正式的学校教育课程之中，且随着年级的增加，网络素养教育会逐渐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3）项目实践活动。这种深入渗透式的媒介素养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有很大帮助，但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目前，芬兰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

（摘编自：方增泉等，《基于学校主体的中外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实践探索》，载于《青年探索》，2019年第4期）

 

芬兰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到政府政策之中，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在欧洲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制定主要关注学校教育、媒介环境安全、幼儿媒介素养教育、重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芬兰政府还非常重视将相关政策融入到各类媒介素养项目之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使政策得以落实，并通过对项目的评估，进一步考察政策的适切性，使之不断完善。

（摘编自：耿益群，《双重框架下的芬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及其实践》，载于《外国中小学教育》，2014年第10期）

 

新加坡的网络监管颇具特色。在新加坡，媒体素养被当成网络监管的三大措施之一（法规制约、行业自律、媒体素养教育）。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政府日益重视，相关经验有：（1）社会各方热心参与。新加坡政府虽然重视网络素养教育，但其在网络素养教育所扮演的，并不是包揽一切的“控制者”角色，而是宏观主导、微观放手的“协调者”角色。也就是说，除了政府相关部门外，积极参与网络素养教育的还有各种社会力量，如社区组织、志愿者团体和社会慈善机构，以及工商企业等。（2）“服务外包”运作模式。新加坡的网络素养教育引人了“服务外包”的商业运作模式，而不是被纳入公立教育体制。教育部提倡各公立学校开设网络素养课程，但具体的教学任务则让学校外包给私立的教育公司和培训机构，教育部只负责对私立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资质认证。开设网络素养课程的学校也不用为师资、教材、经费等问题烦恼。

（摘编自：王国珍，《新加坡政府推进网络素养教育的措施及其特色》，载于《新闻界》，2017年第3期）

四、网络媒介素养培育的理念及路径

（1）认识社交媒体的双面性。通过与他人的活跃交流，社交媒体虽可以创造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尽管大多数青少年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潜在危害有所认知，但个人信息泄露仍呈上涨趋势，这也是社交媒体本身的特性。（2）传统媒体环境下的青少年保护政策几乎不适合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使用，比如规定青少年收看电视的时间段、禁止播放对青少年有害的内容（比如饮酒吸烟等广告）等。（3）同时，教育也不应仅从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而应该以培养青少年自主思考，均衡发展能力为目标。

（摘编自：朴之贤等，《社交媒体与青少年：从政策与制度到媒介素养》，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2期）

 

提升网络素养的路径是多方面的。（1）将网络素养教育与育人工作紧密结合。（2）构建有效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政府层面，要健全网络法律法规，打击网络违法行为，保障网民权益。高校层面，需要将网络素养教育融入学校课程教学当中，列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内容，组织编写专门的教材。社会层面，需要相关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到大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中，动员相关领域从业者、家长等群体依托互联网开展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大学生个人层面，可根据兴趣组建网络类社团，开展网络主题交流活动，积极参加网络类社会实践及网络专题研究活动，利用网络开展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教育。（3）培养网络素养教育师资。（4）打造网络素养教育品牌。建设主题教育网站是加强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的有效形式，此外，开展网络文明主题活动也是大学生欢迎的形式之一。（5）完善网络素养教育评价。

（摘编自：叶定剑，《当代大学生网络素养核心构成及教育路径探究》，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新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到网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一个好的意见领袖可以帮助网民规范个人行为，提高网民媒介素养。为此，主流媒体（1）要积极加强对具有正能量的意见领袖的培养，借助自身所拥有的媒体资源和大量受众打造网络平台的道德领袖、技术领袖和知识领袖；（2）要积极关注普通网民，为其提供平台和资源，培养广泛分布于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从而整体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